现在年龄40岁以上的中年内地人，都记得小时候首先听到和会唱的第一首歌，差不多都是那首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歌中将毛泽东比作指引人们前进的“红太阳”。其次，大家都还会唱《东方红》。歌中赞颂毛泽东，“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大救星”。在此之外，还有一首歌曲《唱支山歌给党》耳熟能详，这首歌的歌词直接把党比作母亲，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；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”。
汪帅发言石破天惊
那个年代唱着那些歌，心中都充满着神圣和庄严，充满着对党和领袖的深情感恩。因为领袖拯救万民于水火，党给了万民真正的生命，那是必须要时时念、天天唱、月月颂的。如果要考证一下，中共被人民看作大救星，并开始以这种角色自居，大概始自延安时期，标志则是歌曲《东方红》的流行传唱。及至文革时期，中共更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党的集体膜拜推到极致，大跳忠字舞，开口必语录，睁眼所见皆是火红火红的红色海洋。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拷问内心：对领袖是否忠诚，对党又是否感恩。
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，回想起这些，总是难免苦涩地一笑。
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年57岁，他当然属于“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”。这位有着在五七干校当过教员经历的明星官员，回想起当年，显然应该有着更加深切的认识。9日这天，他在广东省党代会上语出惊人地指出，“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”，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，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。追求幸福，是人民的权利；造福人民，是党和政府的责任。”
有人将他的这一观点总结为“破除党恩论”。从延安时期到现在，时间跨度70多年，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体制内官员对“党恩”说提出任何疑问。现在，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汪洋第一个站出来，要将“人民幸福”与“党恩”、“官恩”进行切割，这无疑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共70多年的文宣口径，说有石破天惊之效，并不为过。
汪洋思想开放，一贯直言敢言，处事相对开明开通。但在十八大之前的敏感时刻，说出如此颠覆传统的话，仍令人惊诧不止。
人民无权自己作主
5年前，汪洋主政广东，下车伊始，他就大讲特讲“解放思想”。据媒体统计，在和广东官员的第一次见面会上，汪洋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，至少有22次讲到要“解放思想”；5年中，广东历经腾笼换鸟、经济转型的阵痛，正在按汪洋的号召建设幸福广东；5年后，他大声疾呼要“破除党恩论”。顺着汪洋的思路，能够发现他在不断探索新时期下，如何解放思想重新定位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。
仔细琢磨中共官员的话语语境，会发现有很多自我矛盾之处。一方面，中共宣称要执政为民，要做人民公仆，要“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”；另方面，中共官员普遍又以“为人民做主”作为思维方式。“当官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种红薯”，这句来源于戏剧《九品芝麻官》的流行语，长期被中共官员拿来津津乐道，以突出自己父母官的角色定位。
如此定义下的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，非但自我矛盾逻辑混乱，而且直接扼杀了人民的各种权利。人民空顶着国家主人的帽子，享受着公仆们提供的决策服务，他们的想法，他们的权利，自然或不自然、有形或无形地被忽视、被忽略。人民作为主人，通常只能看着公仆们煞有介事地决策和执行，自己却成了事实上的旁观者和接受者。本来，按照社会主义的定义，人民应该当家做主，但是，长期以来处于主宰地位的“党恩论”，却将这样的定位扭曲变形，党和官成了名义的公仆、实际的主人，人民成了名义的主人、实际的仆人。人民做不了自己的主，只能被党和官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人民只能“被美好”、“被参与”、“被主动”，乃至于“被幸福”。
深刻揭示贪腐根源
如此定位下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，使得拥有世界最多党员的第一大党，日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。而人民丧失了主人权利后，自然也就失去了监督制约公仆的权利。于是，党和官腐败丛生，硕鼠横行。汪洋曾经为此痛斥，“如果党员干部为民办事都要收钱收礼，高高在上，那党不就成了黑社会”？广东学者温宪元指出，“破除党恩论”深刻指出了贪腐的一大根源：当前确有党员干部为民办事明码标价，久而久之导致党群矛盾和对立。在此意义上，“破除党恩论”强调的是必须牢记权力的基本伦理：权力必须永远对权利保持忠诚和尽责。
从另一个层面说，在党和政府包揽一切下，人民习惯性地依靠，失去了自主性，从而也就无法有效管理自己。汪洋强调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”，潜台词是说，人民群众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利，通过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管理，党不再是全能党，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，党和政府担当的只是服务提供者。整个社会最终要形成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共同治理的局面。
汪洋要“破除党恩论”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要扫除官本位，他所追求的，是创新社会管理，是法治社会下的依法治省。但汪洋走出的这一步，步幅之大确实有点出人意料，未来遭遇的阻力也将非同寻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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